两者名称虽然偶有通用，但是使用的条件、法律标准差异迥然。

[31]赵鹏：《惩罚性赔偿的行政法反思》，《法学研究》2019年第1期。行政法应将调整重心从外部行政转向区域政府间内部行政，这将带来行政法律关系结构、行政行为方式和行政治理模式的变革。

有学者认为，内部行政法调整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行政机构、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三类内部关系，其意义在于作为一种内部事先控制技术，担保行政机关对外作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23]。有学者从环评案件切入对风险治理的传统范式进行了反思，认为应超越技术官僚治理范式，建构一种更为开放宽容、更能实现平等对话的风险治理范式[18]。伊丽莎白·费雪著，沈岿译：《风险规制与行政宪政主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⑩]张力：《迈向新规制：助推的兴起于行政法面临的双重挑战》，《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三）特别权力关系理论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是德国19世纪后期行政法学界所提出的理论，是指在特定领域中因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特别紧密的关系，从而在法律保留和权利救济等行政法治原则的适用上存在特殊性。

（一）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主题 传统行政法学以行政行为为中心构建理论体系，近年来有一些德国学者提出应以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作为构建行政法学的主线，但这一主张也面临很大的争论[67]。进入专题： 行政法基本原理 。但在大多数行政法学分论中，其主要内容还是行政法学总论原理在具体行政领域中的适用及变化。

[46]许宗力：《大法官解释与社会正义之实践》，载许宗力主编：《追寻社会国：社会正义之理论与制度实践》，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第81页。文章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有关赔偿问题又涉及民法问题。而且任何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应伴随有对限制的限制，应通过周延的制度设计，明确限制基本权利的情形、范围，以有效防范公权力的恣意[84]。

[63]参见刘刚编译《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第128页。未来或应将风险行政法理解为以保护集体利益或公共利益为依归，以科学为信息来源，来进行规范建构，进行利益权衡的规则体系[60]。

[55]赵鹏：《风险规制：发展语境下的中国式困境及其解决》，《浙江学刊》2011年第3期。行政法学分论研究应综合利用多学科知识，关注分论的制度改革，关注相对人基本权利保障，并探求行政法学总论与分论的相互学习互动。[41]参见林明锵《行政法讲义》，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页。就消极目的原则而言，去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的行为，不应出于增进社会福利的目的来发动秩序行政权[20]。

[86]参见[日]原田大树《行政法总论与参照领域理论》，林美凤译，《公法研究》第18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8页。[78]宋华琳《中国行政法学总论的体系化及其改革》，《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49]宋华琳、范乾帅：《街道办事处在社会救助行政中的职权及其法治化》，《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在行政法分论的制度设计中需谨记，宪法基本权利对一切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关具有直接的约束力，只有根据法律或通过法律才能限制基本权利[83]。

[27]参见王克稳《经济行政法基本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24页。日本战后知名行政法学者田中二郎曾指出，应对照行政作用的法律性质，探讨起支配作用的法律原理的特色，他从适应行政作用法的学术及逻辑要求的角度出发，将行政作用法分为警察法、规制法、公企业法、公用负担法及财政法[7]。

[50]胡敏洁：《履行给付行政任务的私人之法律地位——以养老保障行政为例》，《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韩国学者金东熙在其著作中，对警察行政法、给付行政法、公用负担法、地域开发及环境行政法、经济行政法、财务行政法加以考察[6]。

需结合行政法释义学的原理，针对这些枚举而不胜枚举的行为形式，分析相应的法律性质、适用条件及救济途径。[11]例如环境行政法所对应的行政职能，即分散在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等部门。[3]此后行政法学论著大多认为分论是行政法学的组成部分，但在具体论述中多摒弃了对此的讨论。但通过对某个特定领域较长时期的浸润，通过整理建国以来相关法律制度的变迁史，对年鉴、公报、地方志、文集、回忆录、档案、报纸及互联网刊载信息的搜集，可以逐步形成对特定行政法分论领域的基本认识[76]。[40]此框架参见[韩]金东熙《行政法II》（第9版），赵峰译，第435～442页。从更为实体的角度把握，经济行政法是指以干预、计划、监督、指导和支持基础设施和信息方面的经济现象为目的，对经济行政主体的设立和经济行政活动进行调整，以及对经济生活的参与者与行政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调整和规范的总和[26]。

第三，国家的风险保护义务。[2]在此参考了日本学者村上武则提出的中间行政法论，参见江利红《日本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252～255页。

笔者在此尝试性地将中国行政法学分论分为秩序行政法、经济行政法、给付行政法、风险行政法、规划和土地行政法、教育行政法、文化行政法、医事行政法、网络法等类型，这种划分或许因应了描述和归类的需要，但其间仍难免存在相互交叉或相互包容的关系，同时仍难免挂一漏万。如何令行政法学分论的内容相对更具体系化，以利更好地展开后续研究？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三种立场：第一，以行政任务为导向确定行政法学分论。

行政法学分论是相对于行政法学总论而成立的，笔者讨论的行政法学分论，与部门行政法特别行政法的表述略有区别，它比行政法总论更具体，比限定于某一具体行政领域的部门行政法更为抽象，可谓行政法学中的中度抽象水准[2]。[82]宋华琳：《药品行政法专论》，第12页。

[10]参见朱新力、唐明良《行政法总论与各论的分与合》，《当代法学》2011年第1期。例如研究食品、药品、核能、职业安全等领域的行政法问题时，就需将风险行政法原理与这些具体领域的问题相结合。金自宁编译《风险规制与行政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66]宋华琳《政府规制改革的成因与动力——以晚近中国药品安全规制为中心的观察》，《管理世界》2008年第8期。

[43]参见凌维慈《住房政策的任务分化及法律控制》，《法商研究》2019年第2期。[29]张红等研究了证券交易所等自律性组织的法律地位，探讨了自律性组织所颁布规则的法律性质。

给付行政法研究需重点探讨给付行政的宪法基础，分析法律保留原则、补充性原则、平等原则的适用。杨解君、孟红主编：《特别行政法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宋华琳《中国行政法学总论的体系化及其改革》，《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85]宋华琳：《药品行政法专论》，第12页。

[33]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57]金自宁《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4期。[53]胡敏洁：《社会保障政策执行程序的法律原理》，《当代法学》2018年第4期。[59] [英]罗伯特•鲍德温、马丁•凯夫、马丁•洛奇：《牛津规制手册》，宋华琳、李鸻、安永康、卢超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第340页。

（二）推进行政法分论的制度改革 在诸多行政法分论领域，都面临着不同的法律制度缺失：第一，例如电力等若干垄断产业的法律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有些至今仍未修改，有诸多有违法治基本原理和市场经济规律之处。行政法学分论的意旨不仅在于试图去把握具体行政领域的法律制度和原理，着重于对相应事物性质、实务运作、规范模式的分析，还谋求能抽象出指导某一个或某一簇具体行政领域的法律理论。

[28]黄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逻辑与路径：国际经验与本土选择》，《法学家》2019年第3期。按职能划分行政法学分论的类型，或许有助于梳理各具体行政领域的规范和实务，可以更好地描述事实层面的法律实然运作，进而充实研究行政法的研究素材[10]。

就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而言，秩序行政权的运作不能仅仅有任务规范的依据，还需要权限规范的授权，只有在法律赋予行政机关权限范围内，才能采取侵害个人权利的规范[21]。胡敏洁指出，给付行政的目的应从生存照顾转向实现更为普遍的公众福祉。